我的父亲母亲（与投资无关）

父亲于2025年1月1日突然离世，享年74岁。自此，我在世上再无双亲，未来的人生没有来处，只剩归途。

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大多是一个人居住在安徽农村老家的房子里。2日上午，邻居发现他趴卧在厕所外面的地上，额头和眼角有淤青，身体已冰冷。我问了做医生的亲戚和朋友，推测应该是1日晚上从厕所返回堂屋的途中，被台阶绊倒，头部磕到路上的砖头上，造成脑溢血死亡。老家邻居给我打电话时，我不相信。因为父亲除了类风湿病和前列腺增生外，并没有其他如高血压、心脏病等重大疾病，不可能跌了一跤就摔死了，但残酷的现实就摆在那里，无论我是如何的不甘，也无法改变。

我的母亲在2014年12月24日以悬梁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时不到60岁，地点选择在父亲的房间。这应该是母亲表达出的对父亲深深的怨恨，至死不休。

我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一场悲剧，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自身最大的不幸。我的母亲聪明、能干、能说会道、吃苦耐劳，但同时也极为要强、脾气暴躁、眼睛里揉不进沙子；我的父亲同样勤奋，多才多艺，但性格内向、寡言少语、老实本分甚至有些懦弱。农村人的婚姻大多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见了一两面就匆匆结婚，为此后的婚姻带来巨大的隐患。我的父亲母亲也不例外，他们性格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存在截然不同的逻辑，也常常爆发出巨大的冲突。

我的母亲干活是一把好手。在大集体生产队的时候，她插秧是最快的，挑稻捆（即将成熟的水稻用镰刀割倒，捆成50斤左右一个的稻捆，用带铁尖头的扁担扎进两个道捆中，用肩膀挑到100米-800米距离不等的稻场上）可以和男劳力同等卖力。我从初一开始挑稻捆，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挑选小一点的稻捆，但对人的毅力仍然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稻捆在挑上肩膀之后，稻穗是向下的，中途不能休息，否则稻穗着地就会将稻子洒在路上，这对辛苦大半年才能收获一些粮食、讲求颗粒归仓的农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所以稻捆一旦上肩，必须一口气挑到稻场，中途再受不了都要坚持，我就见过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孩子在路上一边哭一边挑。一趟下来，肩膀的皮就会磨破，几趟下来，肉和衣服就沾在一起了，当然几天下来之后，老茧也就磨出来了。

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她就更闲不下来，我们家承包的14亩地，一年两季全都要靠她和父亲来耕种。白天去地里干活，早晚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喂养猪鸡鸭等牲口、打理菜园、照顾我们姊妹几个，没有一刻闲空。即使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在第5个孩子生下之后不久，无奈送给了十几里之外的人家领养，只留下了大姐、我、小弟和小妹。

农忙结束后的农闲时节，母亲总是想尽办法找些其他活计挣钱补贴家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的生活条件开始慢慢好转，开始流行盖瓦房，各个村用来烧砖头的窑厂应运而生，于是母亲开始晚上在窑厂干活，主要是挖土为烧砖提供原料，干四个小时大概可以挣10块钱，我只干过一次，一晚下来十个手指根部全部磨出泡，但母亲断断续续干了一两年。后来窑厂纷纷关闭，21世纪初，母亲又找到了扛稻包的活计，将一两百斤重的稻包从货车上卸下来，再扛到几十米外的仓库里，每个稻包可以挣几毛钱，一天下来可以扛100多包，大概可以挣二三十块钱。再后来，她还曾经到上海给别人家当老妈子，但最终因做菜口味差异较大，干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就这样，常年累月下来，母亲落下来一身的疾病。她得过肺结核，后来检查的时候，其中一个肺已经完全萎缩；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才刚刚五十岁的时候，腰就已经挺不直了，坐凳子的时候，只能坐高凳，矮凳子坐不下去，即使后来做了手术，也收效甚微；一直头疼，她说是父亲打的，抓住她的头发往地上撞，我开始时有些怀疑，但后来渐渐相信了，我带她到重庆的大医院检查头部，好像做过CT和核磁共振，都检查不出什么，但是母亲经常因为头疼问题连觉都没法睡，备受折磨；高度近视，原因是经常晚上熬夜给家里人做衣服、缝补衣物，农村以前没通电，只能点煤油灯，亮度不够，母亲只能眼睛贴近衣物才能缝针，导致越来越近视，路上碰到熟人，要走近到5米左右才能认出是谁。

母亲的勤劳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人，但同时她的性情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母亲脾气比较暴躁，只要我们犯了一点小错，就容易招来她的一顿胖揍，大姐有一次被她打得离家出走，全村人找了两三个小时，才在半里外的草堆里发现她。我曾经笑着问后来重新认领回来的第5个孩子，也就是最小的那个小妹，让她猜一下后续的剧情，她疑惑地问，难道是再打一顿？答案无疑是对的。而且母亲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仅仅因为她猜疑某件不好的事情是我们造成的，就把我们打一顿，还一边打一边说，只要我们承认了她就不打了。我们有时被打得受不了，就违心承认了，但带来的恶果就是下一次我们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她根本就不信，一直打到我们承认为止，导致我们挨了很多冤枉的打。另一方面，母亲无疑又是爱我们的。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总是优先给我们用；有好吃的，也总是先给我们。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大概两个星期可以吃上一顿肉，每次她都是把绝大部分的肉夹给我们姊妹几个，给我父亲留的都很少，她自己的就更少了。我作为儿子，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格外受到优待，每当她额外要夹给我更多的肉，我总是躲得远远的，甚至能把她气哭，但我想，我的大姐、小弟小妹心里也应该不是滋味。

我母亲在全村妇女中是佼佼者，我的父亲其实也是农村人中的翘楚。我父亲小学毕业，因为我爷爷被定为富农，成分不好，所以无法上初中，只能中断学业，但即使如此，父亲仍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年轻时，还参加了生产大队的文工团，自学了二胡，在文工团里做伴奏。我们那里有句俗话说，一年笛子两年萧，三年胡琴不为高。二胡还是比较难练的，父亲能够自学成才，说明悟性很高，我大姐上师范的时候，学了两年二胡，最终仍然是觉得太难放弃了。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除了和母亲一起耕种庄稼。每年还要和村里的青壮年一起，去“打河堤”，好像是每年必须为政府提供大约半个月工时的义务劳动，具体内容就是挖河滩、夯实江河的堤坝。农闲时候，父亲也在想办法找些副业，多挣点钱。我上小学的那几年，父亲每年秋冬季节都要外出“摸鱼”，即到农村的各个池塘里去捉野鱼，用于卖钱。秋天天气暖和一些还好，冬天的时候，老家的最低温度可达零下五六度，他需要穿上皮衣，在冰水里抓鱼，一抓就是一天。我现在把手放在三四度的自来水中，一分钟都坚持不了，一会手就会被冻麻木，而当时我的父亲，需要在0度的冰水里坚持整个冬季，而且，不仅仅是手，是全身都要禁受冰水的考验，皮衣仅能防水，却无法阻隔池水的低温。所以，每年冬天，父亲的手和脚跟都会有冻疮，直到年迈不再摸鱼后才渐渐好转。后来，父亲又和大伯学了木匠的手艺，开始给别人定制座椅、板凳、柜子等木制家具，收取加工费，也偶尔用自己的材料，自己设计不同的款式，等赶大集的时候在集市上售卖。21世纪前后，父亲还跟随农村青壮年一起，外出打工，在北京随建筑队干一些木工的活计，大概持续了两三年，具体时间我也不记得了。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中国是工业大国，但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为了发展工业，中国工农业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剪刀差”政策，即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由农业持续向工业输血。工业发展起来后，我们也没有向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农民进行补贴，而是持续征收各种税费，什么村提留、镇统筹、人口税、田亩税之类的，2001年左右，我们家大略统计过，需要上交的各项税费加起来，接近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后来实行农业税，税负简单，类似一条鞭法，适当减轻了农民负担。2006年更是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使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从此免除了徭役，虽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说，温家宝总理是中国全体农民的恩人。

基于以上原因，当时我们老家农村，农村家庭普遍非常贫穷。在家里不供养孩子上学的情况下，很多家庭都对外欠债，如果孩子上学，更是供养不起。我的父亲母亲在如此优秀、如此辛劳的情况下，供养我们姊妹几个上学仍然非常吃力。我的大姐学习成绩很好，中考时按照她的成绩，本来可以上本地区的重点高中六安一中，但为了能够让我和小弟小妹有书读，只能选择上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可以包分配工作拿工资，补贴家里；我的成绩比我姐略好一些，从小学的时候就被村里人称为“大学生”，但在中考时为了让小弟小妹有书读，也没有选择上高中，而是和大姐一样读了师范学校；等到小弟小妹中考时，他们成绩差一些，父母觉得读书无望，也早早地让他们中断了学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
我师范毕业后，自考大专、再专升本、再读硕士，直到就业，都没敢再向家里伸手要钱，维持到正式参加工作，是靠师范毕业后当教师期间的一点微薄工资、有偿代考英语四六级、代考专升本、到处电线杆贴纸条做家教、读研期间去专科院校代课、研二开始就去律所实习挣点实习工资，通过这些合法亦或非法的方式维持生活，读研期间申请了两万块钱的助学贷款，并向大姐借钱，依靠她的接济才算最终完成学业。

2006年10月，我研一的时候带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回家，到家之后才知道母亲还在街上扛稻包没回来。临走的时候，母亲给了我妻子1001块钱，寓意是千里挑一，我收下了；另外又强行塞给我1000块钱，我坚决不要，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钱丢在地上赶紧跳上车走了。看着她微驼的身影越来越远，想起她这么大的年纪，这么重的腰疼病还在扛稻包，我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不禁泪流满面。

随着我弟弟妹妹中断学业外出打工，我家的经济条件开始逐步好转，但是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然持续紧张，基本上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争吵的内容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些陈年旧账。我母亲口才很好，父亲则有些笨嘴拙舌，根本不是我母亲的对手。炒到最后就是辱骂，母亲有时会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父亲，甚至父亲的亲人，父亲吵不赢气不过，就会动手打我母亲，母亲寸步不让，双方就会打成一团，而且都是下重手、死手。刚开始时邻居会劝架，但几次之后，见劝架没用，也就没人来了。我小学高年级至初二（初三开始住校）期间，晚上的重要工作就是拉架，以防父亲把母亲打死，或母亲把父亲捅死，拉架通常要持续两三个小时，最后我们三个都会像三只野兽一样躺在地上喘息，筋疲力尽。所以母亲后来说，她的头疼是被父亲打的，我也渐渐相信了。

可能是家庭的紧张关系让我感受不到太多的温情，也可能是我天性凉薄冷漠，我年轻的时候对父母的感情比较淡漠，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否爱他们，以及怎么爱他们。我记得非常清楚，有段时间父亲外出打河堤或外出打工，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和我说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块钱埋在稻谷堆了，是为了给我们姊妹几个交学费用的，如果来了小偷或土匪抢劫，把她打死了也不会告诉土匪，让我记得钱埋藏的地点。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她，一句话不说。还有几次，她和我说，如果不是看着我们姊妹几个还小，她早就服毒自尽了，我也是干巴巴地说让她不要这样，其他安慰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后来听说，我妈在生下我们之前，是曾经服毒过的，只是发现的早，救了过来。

我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始慢慢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也想努力扭转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家老大出生后，我把母亲接到重庆，一方面是让她帮忙照顾孩子，一方面也是想让他们老两口分开，避免持续的战争。但是母亲是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待在家里不敢出去，也没法出去，和小区的邻居言语不同，没人聊天，在城市里生活，感觉像坐牢一样。待了不到一年，还是回了老家。回家之前，我偷偷塞了两万块钱在她包裹里，等她回家的时候才告诉她，让她拿钱去做腰椎手术，缓解一下腰疼，后来她也去做了，但效果并不明显，更令人伤心的是，她在治疗期间又和我姐起了冲突，导致母女之间产生了隔阂。

2014年12月24日，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在他屋里上吊死了，我问他是不是弄错了，他说没有。我没有流泪，挂断电话后，直到我姐的电话打进来，听到她的哭声，我的眼泪才流了下来，我妈此时还不到60周岁，一生辛劳，却没有享受到一天像样的福分。我母亲去世之前，没有给我们姊妹四个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我是她最疼爱的儿子，她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哪怕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好。我想，她在临终之前，一定是内心充满了绝望，对这个世界，对我，对身边的所有人。我多么希望，她在把脖子套向绳子的那一刻，知道我是爱她的，让她在临走之前感受到哪怕是一丝的温暖。但是，我不知道。回去办理丧事期间，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病症发作，在老家吃药、按摩、针灸都不管用，丧事办完，我只能弯腰90度才能行走，但我还是以这种方式坚持到了重庆，到医院做手术。后来才知道，我腰椎间盘突出太厉害，里面的髓核已经掉落下来，压到了脊椎神经，导致我根本无法直腰。我后来想，可能是上天对我的不孝进行惩罚。

母亲去世后，父亲开始一个人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母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不再承受任何人给他的压力。父亲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早睡早起，常年的劳动，让他身材保持的也很好，有些瘦，也就没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富贵病，也没有心脏病，只是有风湿病（应该是之前冬天摸鱼导致的）和前列腺增生，但也算不上很严重的疾病，他在重庆期间我安排他在新桥医院做了一个全身的体检，也没有什么大毛病。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活到90岁左右不成问题。我和他说，他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需要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无论是二女儿一直不愿再婚，还是外孙学习成绩如何，还是其他，他都不需要操心，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活得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就是我们姊妹几个最大的福气。

期间有段时间，我把他接到重庆居住，但他和我母亲一样，城市生活如坐牢。而且父亲还晕车，我开车把他带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他能吐得稀里哗啦的，非常难受。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再将他送回老家。临走之前，我甚至冒出有些大逆不道的想法，想找个妓女服侍一下他，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一生婚姻不幸，没有享受过女人的温存，想让他体验哪怕一回，后来一想还是作罢，即使我给他安排了，他也应该无法接受，还会让我们父子关系有些尴尬。但是，2019年在他70大寿时，我们姊妹5个给他安排了华东6日游，让他还是比较高兴，也补充了他的部分人生经历。当时让他体会第一次坐飞机，登上了明珠塔，乘船游览了上海外滩，看了苏州园林，游玩了杭州西湖，南京夫子庙，玄武湖公园，特别是在杭州看宋城千古情时，我特意买了最前排的票，他看了赞不绝口，一个劲的说好看。对于一个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的老农民来说，这种演出效果肯定是很惊艳的。

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直到晚年仍不愿意休息。我们家承包的农田，我们姊妹几个和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不要再耕种了，他却说还能干得动，闲下来身体不舒服。直到快70岁了，才把大部分农田租给当地的种田大户，保留了一块一亩六分地的农田由自己耕种。并且，他在农闲时期还到镇上去打工，接一些木工的活，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才不去了。父亲的风湿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也比较固执，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也为了省钱，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吃的治疗风湿病的药对胃部伤害很大，吃药之后就吃不下饭，身体一直比较瘦。但是，他的瘦给我们姊妹产生了错觉，认为他之前一直很瘦，现在的瘦是之前状况的延续，千金难买老来瘦，瘦并不是多大个事。岂不知，他由于吃的很少，营养不良，身体已经非常孱弱。我2022年回家时，看他苍老了很多，头发稀疏，瘦骨嶙峋，我但凡细心一点，就应该能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我没有，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去改变这一状况。这次的意外，说是意外，但也不仅仅是意外，本质上还是父亲的身体太弱了，才导致跌倒后再也没有起来。

2024年11月的时候，我打电话和他说，我已经近3年没回去了，今年过年我要回去，把两个小家伙带回去给他磕头拜年。他很高兴，说家里养了很多只鸡，可以让我过年后带回重庆吃，他知道我妻子喜欢吃老家的萝卜干和卷心菜，还专门晒了很多萝卜干，种了很多卷心菜。我打了那次电话之后，之后的近两个月，我竟然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那次电话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像畜生一样，竟然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直到他永远离开了人世。

母亲离世时，我没能活着见她最后一面。父亲离世，我仍然没能活着见他最后一面。我总是认为，未来还有时间，未来还有很多机会，但当我听到父亲离世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永远没有时间了，我永远没有机会了。母亲离世，我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对父亲的尽孝可以弥补我对母亲的遗憾，但父亲的离世，则让我永远失去了弥补的机会。也是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是如此的不肖；也是在父亲离世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父亲在我心中，和我的两个孩子的地位是同样的重要，而我，却没有抽出哪怕1%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他。当我开车去机场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了《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感觉歌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把尖刀插在自己的心上，而所有的这些感受，这些教训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父亲永远地躺在了冰冷的地下。

母亲去世时，我们在离家两三里元的地方买了一小块地，在那里埋葬了母亲；父亲去世时，我们把父亲的棺木埋在母亲身边。前几天我和弟弟在给父亲坟头培土的时候说，母亲的左边还有一点位置，以后我就埋在这里，由我来陪伴他们二老，但后来想想，我死之后，九泉之下又有何脸面去见他们？

我的父亲母亲，是中国农村无数农民的缩影，他们操劳一生，燃尽身体里的所有能量来抚养自己的子女，尽管他们身上有着社会最底层人群所固有的认知缺陷，性格及行为方式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没有他们，我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更底线地说，至少他们让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拥有选择生存或死亡的权利。最后祝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所有的子女都能够避免我这样的错误。

行文至此，泪如雨下，不知所云。
2025年1月9日于重庆。

后记：写这篇文章，一是梳理父亲母亲过往的一生，作为对于父亲母亲的纪念；二是集思录是我最喜欢的论坛，在这里自己作为路人，没有人认识自己，把论坛作为树洞，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可能会让自己好受一些。